洪学智（萧克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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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六星上将”洪学智，智萧妻子101岁仍健在，洪学三个儿子一省长一少将

说起麦克阿瑟，智萧想必大多数人都能在后面接一句“五星上将”，洪学让人听上去就感觉到了他的智萧厉害，但是洪学美国军队中这不是最高荣誉，乔治•华盛顿曾被授予美国史上最高的智萧荣誉“六星上将”，这可是洪学比元帅还高的军衔，不过我国没有星级上将的说法，可有一位将军被两次授为上将，堪称唯一的“六星上将”，他的妻子如今百岁高龄，有一个省长儿子和一个少将儿子，这位将军到底是谁呢？

1913年洪学智出生于安徽金寨县，16岁时洪学智成为共产党员，他参加过许多战斗，拥有丰富的作战经验，又在红军大学学习过，加强理论方面的学习，“双保险”使洪学智不论参与什么战斗都能够运用所学并结合实际取得胜利。

1945年洪学智作为总指挥带领部队攻克阜宁，将敌人全部歼灭，这也是新四军在华中战场的第一次取胜；1950年洪学智率领海南参战部队成功解放海南万山群岛，这场战役开始前，洪学智敏锐的洞察力发现国军守军还未站稳脚跟，于是他抓住这个契机指挥各部队逐岛攻击，挨个击破，全歼守敌，战斗历时75天，国军深深感受到了人民解放军的强大，万山群岛各岛屿都被人民解放军攻下，另外还缴获11艘舰船，此次战役取得胜利是我国海军初创时期首次与陆军一同登陆作战，有力的保障了海上渔业生产和海上交通安全；朝鲜战争爆发后，洪学智是志愿军后勤司令员，在“反绞杀”战斗中，他攻守兼备，组织领导后勤部队建立了一条强有力的运输线，粉碎了敌军想要把朝鲜半岛变为曾经的亚平宁半岛的企图。这些仅仅是洪学智一生革命历程中的一部分而已，他值得被称赞为“优秀”的革命者，因此他被两授上将，分别是1955年和1988年，国内仅此一人，国外更是没有先例。

洪学智是位老革命家，他的夫人当然也同他一样，两人携手走过的风风雨雨都是彼此难以忘记的美好记忆。他的夫人张文在跟随红军参加长征期间与洪学智结缘，张文不怕吃苦、积极向上和乐观的精神让洪学智注意到了队伍里这个独特的姑娘，他们的婚礼也是在长征路上完成的，很具有纪念意义，结婚后张文一直陪伴在洪学智身边，他到哪里打仗她就跟去那里，除了在生活上尽心尽力照顾他，更是在精神上支持、鼓励他，成为洪学智的精神寄托。如今张文已经101岁，但是她的身体依然 健康 ，与增长的年龄相反的是她的精神状态似乎越来越好。

洪学智和张文共有六个孩子，三个儿子三个女儿，其中大儿子洪虎尽管没有走父亲走过的路，但他也在自己选择的路上做得非常好，曾担任吉林省省长，二儿子洪豹就像他的名字一样，身体素质很适合做一个军人，所以洪豹选择了军人的路，曾担任天津警备区的副司令员，他没有让父母失望，更没有辜负自己，后来还被评为少将。

洪学智将军一生用实际行动证明他的爱国之情和救国初衷，不仅自己对国家做贡献，更是培养了优秀的子女在各个领域也为国家贡献自己的力量，将门之子身上必然带着洪学智的优秀品质，洪学智将军配得上“六星上将”之称。

洪学智—创造了后勤供给的奇迹

洪学智（1913年2月2日-2006年11月20日），安徽金寨人。1929年3月参加革命，同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在革命生涯中，历任军区司令、军长、兵团副司令等职，参加了平津战役、渡江战役等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历任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、中央军委副秘书长、政协副主席等职。他还参与指挥解放海南岛战役、抗美援朝等。1955年和1988年两次被授予上将军衔。2006年11月20日在北京病逝。

抗美援朝战争 是我军战史上现代化程度最高的一场战争。战争期间，志愿军所需的粮弹装备，几乎完全靠国内供应。侵朝美军依仗其空军优势，一直把切断志愿军的交通运输线作为其战略目标。因而运输线上反轰炸斗争的成败，关系到整个战争的胜负。

这是一场斗智斗勇的较量，最终美国第八集团军司令员弗毕特不得不承认:“ 虽然联军的空军和海军尽了一切力量，企图阻断共产党的供应，然而共产党仍然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顽强毅力，把物资运到了前线，创造了惊人的奇迹。 ”

而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(简称志后)的司令员洪学智，就是创造这个奇迹的人。

“只有打赢这场后方的战争，才能更好地保证前方战争的胜利”

1951年4月下旬，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第一阶段后期的一天，洪学智正在楠亭里第二分部检查督促物资前运工作，忽然接到了彭德怀的电话，让他马上回国向周恩来汇报前线后方供应的情况。洪学智心想，让党中央、中央军委了解一下前线后勤的实际情况，以便从人力、物力、财力等方面获得全国人民的支持，实在太有必要。

到了北京，洪学智向周恩来详细地汇报了志愿军的后勤情况。

抗美援朝战争直接面对高度现代化的美国军队，出现了不同于以往革命战争的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。在过去，我军作战物资的补给基本上靠从战场上缴获或就地从民众中征集，正如那首歌所唱的:“没有枪，没有炮，敌人给我们造”，蒋介石就是我们的运输大队长;粮食被服全靠根据地的人民群众供给，哪儿有老百姓，哪儿就有粮仓，有被服厂，有医院。但在朝鲜战场，情况则不同了。敌人高度机械化，行动迅速，根本不容你建立根据地。而且，敌人所到之处，一片焦土，在三八线附近，几百里的无粮区，连老百姓都没有吃的，还要志愿军从自带的口粮中挤出一部分去支援他们，哪还能“取之于民”?打了胜仗，敌人撤退时把带不走的辎重都销毁了，他们可不是“运输大队长”，人家不在乎，销毁了还能造新的，绝不留下来。这样，前线的供应就全靠国内运送。那时志愿军没有制空权，防空能力也很差。美军却依仗其空中优势，对朝鲜北部的城镇、工厂、车站、桥梁等重要目标进行毁灭性的轰炸。志愿军后勤运输主要依靠 汽车 ，而敌人把破坏我战区后方交通作为重要手段，使后勤运输陷入极度的困难之中。初入朝时，不到一星期，就炸毁志愿军的 汽车 180多辆;在第一至第三次战役中，消耗 汽车 1200余辆，平均每天30多辆。为了减少损失，只得夜间闭灯行驶，加之路况恶劣，运输效率低，翻车事故时有发生。第四、五次战役期间，是我志愿军后勤最困难、最艰苦、最复杂的时期，由于交通不畅，大量物资积压在鸭绿江沿岸，无法送上前线，粮食供应仅能满足需求量的四分之一;前线的将士们只能在极度艰难的条件下作战，忍饥挨饿，人员损失也相当严重。

听了洪学智的汇报，周恩来十分重视，说:“外国的军事家说，后勤是现代化战争的瓶颈。志愿军后勤必须加强，中央军委考虑，要给志愿军后勤增派防空部队、通信部队。”洪学智还说:“彭总还让我向你汇报成立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的问题。”

周恩来很感兴趣，说:“说说你们的想法。”

洪学智阐述了建立后勤司令部的理由，进一步阐述了现代化战争中后勤的作用，其观点之精辟令人耳目一新:

“从朝鲜战争中彭总和我们都逐渐认识到了现代化战争中后勤的作用。现代战争是立体战争，在空中、地面、海上、前方、后方同时进行，或交叉进行。战场范围广，情况变化快，人力物力消耗大。现在欧美国家都实行大后勤战略，五十公里以前是前方司令部的事，五十公里以后是后方司令部的事。战争不仅在前方打，而且也在后方打。现在，美国对我后方实施全面控制轰炸，就是在我们后方打的一场战争。这场战争的规模，不仅决定了我们前方进行战争的规模，而且也决定了前方战争的成败。我们只有打赢这场后方的战争，才能更好地保证我们前方战争的胜利。后勤要适应这一特点，需要军委给我们增派防空部队、通信部队、铁道部队、工兵部队等诸多兵种联合作战，而且需要成立后方战争的领率机关——后方勤务司令部，以统一指挥后方战争的诸多兵种的联合作战， 在战斗中进行保障，在保障中进行战争 。”

在当时的 历史 条件下，一个刚刚从中国国内战争走出来的中国军队的将领，能够如此深刻地理解现代战争的某些特点，实在是件了不起的事。

5月初，志愿军党委在全面总结战略反攻阶段后勤经验教训的基础上，于5月3日，作出了《关于供应问题的指示》，这个文件是由洪学智负责起草的。《指示》充分肯定了后勤在现代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，指出:“战争是人力、物力的竞赛，尤其是对于具有高度技术装备的美军作战，如果没有最低限度的物资供应，要想战胜敌人是不可能的。必须认识到在敌人掌握了制空权，我军车辆又不够，而百万大军包括大炮、坦克、工兵等等，一切物资都需从国内运来的情况下，后勤工作是极为困难复杂的，没有全军的协助，仅仅依靠后勤部门同志的努力，要完成此种艰巨任务那是不可能的。”《指示》强调:“后勤工作是目前时期我们一切工作中的首要环节。”《关于供应问题的指示》上报军委后，很快获得批准。

出任后方勤务司令部司令员

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的半年多，志愿军的后勤保障工作主要由东北军区后勤部(简称东后)承担。随着战争发展，志愿军大量部队先后入朝，到1951年4月中旬，已达16个步兵军共48个师，7个炮兵师，4个高炮师，4个坦克团，9个工兵团，3个铁道兵师和两个直属团，再加上其他机关部队，总兵力已达95万人，比刚出国时增加了三倍还多。特别是由于技术兵种增加，弹药、油料的消耗大幅度增加。显然，这样百万大军的后勤供应，再靠“东后”来代管，已力不从心。根据形势，中央军委很快批准“志司”的建议，决定成立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，隶属“志司”，并要求“志后”司令员要由志愿军的一个副司令员兼任。

1951年5月14日晚，彭德怀主持召开志愿军党委常委会议，研究志愿军后勤司令部的机构设置、干部配备等问题。会议一开始，彭德怀宣布了中央军委的决定。洪学智一听就预感到八成得由他来兼任。因为从入朝时起，后勤就是由他兼管的。果然，大家力荐洪当志后司令，彭总也十分赞同。但洪学智有自己的想法，不愿意兼，原因有两个:一是他一直从事政治和军事工作，驾轻就熟，而对后勤工作比较生疏;二是朝鲜战争的后勤工作太难搞，担心搞不好，搞砸了。彭德怀与其他几位领导好说歹说，洪就是不松口。

彭总见洪这么固执，火气也上来了，拍着桌子大声问:“你不干?行啊!你不用干了!”洪说:“那谁干呢?”彭总继续吼道:“我干!你去指挥部队吧!”洪学智见彭总如此说，马上软了，说:“老总，你讲这个话，可是将我的军哪!”“是我将你的军，还是你将我的军，啊?!”洪学智看实在推不掉了，于是就退了一步，说:“这个后勤司令我可以兼，但是得有个条件，允许我这个条件，就行。”

彭总见洪同意了，语气也缓和了，问:“什么条件呀?”洪说:“条件很简单， 第一个是干不好就早点撤我的职，换比我能干的同志;第二个，我是个军事干部，愿意做军事工作，抗美援朝完了，回国以后，不要再让我搞后勤了，还让我搞军事。 ”彭德怀听了，笑着说:“我当是什么呢，就这条件呀?行!赞成!同意你的意见!”

5月19日，中央军委作出《加强志愿军后方勤务工作的决定》。《决定》命令:着即成立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，负责管理朝鲜境内之一切后勤组织与设施(包括铁路、军事运输在内);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，直接受志司首长领导;凡过去配属志愿军后方勤务部之各部队(如工兵、炮兵、公安、通信、运输、铁道兵各部队、工程部队和医院等)，其建制序列及党、政、军工作领导，指挥与供给关系等，今后统归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负责;中央军委任命洪学智兼任志愿军后勤司令员，周纯全为政治委员，张明远为副司令员，杜者蘅为副政治委员，政治部主任漆远渥(后为李雪三)。中央军委的《决定》，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阐明了后勤在现代化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，扩大了后勤工作的职权和范围，标志着后勤由单一兵种向诸军种合成的重大转变，是志愿军后勤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指导性文件。

建立分区供应与建制供应相结合的供应体制

抗美援朝战争初期，志愿军后勤工作继承国内解放战争后期的经验，由各分部按照作战方向部署兵站对部队实施跟进保障。最初，组建起三个随军过江的后勤分部，每个分部组成一条供应线，设若干大(兵)站，配有仓库、 汽车 团、装卸团、公路工程队、担架队、警卫团及医院、救护队等。直到第三次战役，都是由这三个分部保障前线的供给。第三次战役结束后，增加了第四分部，是由第九兵团后勤部改编的，以后随着战线的扩大，又增加了几个分部。

这种后勤体制不利于发挥各自的主动性和积极性，甚至出现了互相依赖或重复供应等混乱现象。转入阵地作战以后，随着部队的陆续增加，后勤供应的任务大大加重，矛盾就更加突出了。彭德怀对这种状况很着急，洪学智更是寝食不安。

采取什么形式和方法组织供应呢?洪学智跑了一些军、师、团后勤机关，还跑了一些前沿阵地，结合以往的经验，根据新的情况，提出了一种分区供应与建制供应相结合的供应体制方案。这种供应体制把整个战区后方地域划分为战役的和战术的两个层次。从鸭绿江边至一线各军后勤之间为战役后方，构成志愿军后方地域。从军后勤至前沿阵地之间为战术后方，构成部队后方地域。战役后方由志愿军后勤根据总的作战方针、作战方向、部队部署和地形、道路等条件以及后勤自身的力量，划分供应区，开设兵站线，对部队实施分区供应。战术后方取消兵团后勤，以军后勤为主体，仍按部队军、师、团系统实施建制供应。实践证明，这种分区供应与建制供应相结合的供应体制，适应朝鲜战区的地理、交通条件和作战要求，在战争中充分显示了它的优越性。洪学智向彭德怀汇报，彭认为这种改变很好。命令立即执行。

志愿军后勤新的体制的建立和改善，标志着我军现代化战争保障体制的成熟。

“敌人有多少花招，我们就能想出多少办法对付他们”

1951年8月，美军制定了交通线“绞杀战”计划，企图用三个月时间摧毁朝鲜北部的铁路系统，窒息中朝的作战力量。18日，美国空军开始重点轰炸铁路桥梁。9月起，又把轰炸重点转向朝鲜北部铁路运输枢纽。9月至12月，敌军在这一地区几段仅73.5公里的线路上，投掷炸弹3.8万余枚，使该地区80%的时间不能通车。

得知这一情况，彭德怀特意把洪学智叫来，一见面就说:“洪大个子，敌人要把战争转到后方了，这是一场破坏与反破坏、绞杀与反绞杀的残酷斗争，前方是我的，后方是你的，你一定要打赢它!”

洪学智深知自己身上这副担子有多重。40年后，他回忆说:“战争正在激烈地进行，又碰上特大洪水，真是雪上加霜，难上加难。我是志司领导兼志后司令员，真是吃不下睡不着，心里像火烧一样。但是越困难，越要冷静处理。”

当时，哪里最困难，哪里是关键，洪学智就跑到哪里，交通枢纽、渡口、敌机封锁地带，都常常出现他的身影;他还深入战士干部之中，一起出主意、想办法。只要有一种新的对付敌人的办法，他马上会召集会议总结推广。

由于敌人昼夜不停地轰炸，加上地势险要，桥梁短期难以修复，志后研究后，决定集中4个大站和1000多辆 汽车 ，采取倒运办法。在西清川江桥头倒运了600多车皮的物资，在东大同江桥头倒运了1100多车皮物资，在东沸流江桥头倒运了270车皮物资。这就是抗美援朝战争史上著名的“倒三江”。这种倒运、漕运、接运办法是在洪水泛滥、敌机轰炸情况下创造的一种特殊的运输形式，它达到了路断、桥断而运输不间断的目的。

有些新修复的铁路桥承受不了火车头的重量，志愿军铁道兵就想出一个好办法:在桥的一边用火车头把装有物资的车皮推过江，再由等候在那边的火车头拉走，火车头不上桥。这样，一列列满载军用物资的火车便可以平安通过随时可能被压垮的便桥，将物资运往前方。这种方法，在当时被称为“顶牛过江”。

志愿军铁道兵还想出许多令人拍案叫绝的办法:将桥的高度降到水面以下，成为敌机看不到的“水下桥”。有的桥在通车后立即拆除重要部件，夜晚再搭上，成为昼拆夜架的活动便桥。有的在正桥远处修造便桥和便线，即使敌机炸毁一处，另一处仍可以通车。

为在有限通车时间内通过更多的列车，志愿军打破常规，采取“片面运输”(在一定时间内一个或几个区段的列车，向同一方向运行)、“续行行车”(一个区间内两个以上列车，保持一定间隔连续运行)、“合并运转”(将两个以上列车连续运行)等措施，从而提高了运输效率。

在朝鲜战场上，困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，但是洪学智始终坚信，只要发动群众，集思广益，办法总比困难多。

几十年后，洪学智回忆道:要说难忘的事，整个抗美援朝战争都令人难忘。就说群众的智慧吧。敌人有多少花招，我们就能想出多少办法对付他们。比如敌机扔炸弹，把公路炸出许多大坑。开始工兵还用土填，后来想出了办法，找两块木板担在坑上， 汽车 就开过去了，后来用一块板就行。我们有一个排长，琢磨着学会了卸定时炸弹。敌人炸桥梁，我们就修水下桥，桥面在水面下，敌机发现不了。敌人夜间经常用照明弹侦察。我们发现敌机都是在照明弹发现目标后才飞过来轰炸，有个时间差，我们正好借光，利用敌人的照明弹给我们夜间行车照明，等敌机飞来时，我们的 汽车 就冲过了危险区。我们对付他们的办法很多。

发动群众，依靠群众，数十万军民齐上阵

洪学智另一法宝就是充分发动群众，依靠群众。

在第五次战役后期，前方打得很紧张，急需弹药和粮食，而交通瘫痪了，物资大部分运不到前面去。东线杨成武二十兵团粮食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。

彭德怀给洪学智打来电话，说:“洪学智，我告诉你，二十兵团要断粮了，再困难也要保证东线部队有五天的粮食。”

在这个最紧张的时期，洪学智一方面集思广益想了许多办法:找一些会水的人把粮食顶在头上，运过清川江;千方百计找了些木船、橡皮艇运粮;另一方面发动群众，依靠群众，打一场人民战争。

由于下雨、过河，有些粮食打湿了，就组织群众烤、炕、晒，当时，志后用于翻晒粮食的就有30万人次，还发动朝鲜人民群众分户翻晒。

那些天，洪学智每天把粮食的情况向彭德怀报告两次，包括后方起运了多少粮食，运到没有，送到前线部队有多少。

经过大家一起努力，终于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。

一个困难克服了，又出现新的困难。

美军疯狂轰炸与洪水泛滥使朝鲜北方大部分的铁路、公路被毁。当时，前方战事甚紧，急需粮弹。只靠后勤工兵部队的几个团修被破坏的铁路、公路，再有半年也无济于事。洪学智找担任第二副司令员的陈赓商量。

洪学智说:“陈司令，修路工程量太大，修得太慢了!”

陈赓问:“你有什么想法?”

洪学智说:“得全军动手才行，除了一线部队，不管是机关也好，部队也好，勤杂人员也好，都要上。另外，朝鲜群众也得上，为人民军也要补充呀，道路不通，大家都困难呀!”

陈赓听了说:“这个办法不错，开会研究一下吧。”

在志愿军的领导会议上，洪学智谈了自己的想法:“统一布置，合理分工。每个军、每个师、每个团明确包哪一段，限期完成;一个月之内无论如何也要全部通车。”

有人觉得工程量太大，不好完成。

陈赓严肃地说:“这同打仗一样，是战斗任务，白天干不完晚上干，夜以继日，全力以赴。”

根据会议的决定，洪学智拿出一个方案，把哪段是什么兵团，哪段是什么军，哪段是朝鲜老百姓的，哪段是后勤机关的，哪段是工兵团的都分好了。

然后，洪学智与陈赓一起向彭德怀报告。彭总看了方案很高兴，说:“我正为运输线发愁呢!这办法好!按这个方案下命令吧!”

9月8日，在志愿军党委会上，彭总针对这项工作说:“这是战斗任务，所有部队都要集中力量搞。要迅速恢复冲毁的公路，要普遍加宽公路，修几条标准公路，有战略价值。”

会后，志愿军二线部队11个军、9个工兵团和志后3个工程大队，共数十万人，在朝鲜人民军和朝鲜群众的支援下，冒着敌机的轰炸扫射，掀起了一个规模巨大的抢修公路热潮。由于实行了分段包干负责的方法，大大加快了工程的进度。结果，只用了25天，就把道路全部修通了。这样，全军后勤运输供应就渡过了最关键、最危险的难关。

抗美援朝战争期间，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人民及其军队的配合下，战胜了美国空军对朝鲜北部铁路、公路的轰炸、封锁，保障了后勤补给，创造了惊人的奇迹，被誉为“打不断、炸不烂的钢铁运输线”。在这一过程中，洪学智有着杰出的贡献。彭德怀曾经多次说过:“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，百分之六十至七十应归功于后勤。”他还常常说:“要授勋，第一个勋章就要给洪大个子。”

20世纪80年代，作为一代名将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洪学智踏上了美利坚合众国的土地，对美国军队进行友好访问。

洪将军是幽默的，他独特的谈吐使美国同行感到惊异。一次晚宴上，一位美国将军问:“洪将军，你是什么大学毕业的？”

洪学智笑笑说:“我是你们美国的大学毕业的。”

翻译一惊，直译过去。美国军人不解了，又问：“我们哪个军校毕业？”

“你们的空军大学。”

美国军人这才恍然大悟，大笑起来，说：“那请你到我们这里来办公。”

洪学智说：“你们还没有给我发毕业证哪！”

……

这时谁都知道将军说的是20世纪50年代的那场战争。

正是那场战争，使洪学智将军的军事才华得到了充分的发挥，成为我军一名刺眼的将星。

两授上将

在中国人民解放军 历史 上，两次担任中国人民军队后勤部长；两次授上将军衔：一次是1955年9月，授予上将衔；另一次是恢复军衔制之后的1988年9月，时任军委主席的邓小平为（包括他在内的）17名高级军官授上将衔。这在中国人民解放军 历史 上仅此一例，在国外也没有先例。

参考文献

1.洪学智:《抗美援朝回忆》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。

2.王树增:《远东朝鲜战争》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。

3.黄则贤:《战胜美军“绞杀战”》，载《军事 历史 》2004年第4期。

4.《抗美援朝——洪学智上将访谈录》，见人民网，2006年11月22日。

原载《中华魂》2009年第9期

《环球视野》总第262期(2009年9月17日)转载

福将洪学智：两度被授予上将军衔，为张国焘彭德怀鸣不平三落三起

文/刘明钢

开国上将洪学智是人民解放军战功卓著的高级将领。他戎马几十载，为革命的成功和新中国的建设付出了全部心力。他既坚持正义、原则，又福禄双全、高寿而去，在众多将领中屈指可数，可谓一员福将。

多次与死神擦身而过，但都“起死回生”

洪学智戎马一生，身经百战，数次奇迹般地化险为夷，是福大命大之人。

1929年，16岁的洪学智参加商南起义，后被编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。从当红军之日起，洪学智就不怕牺牲，敢打敢冲；19岁任重机枪连连长，每遇险恶战斗，他都冲锋在前。洪学智后来写道：“我的想法很简单：打死一个够本，打死两个赚了，只要没被打死，就继续与敌人拼命!”在一次战斗中，洪学智身负重伤，大家都以为他牺牲了。等他伤势好转，重新出现在家乡时，乡亲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

长征过草地时，洪学智得了伤寒，危在旦夕。部队找到当地有名的老中医。老中医开了个方子，但缺几味重要的药材，战士们漫山遍野去找，果然找到了。洪学智活了过来，真乃命大。后来洪学智之子洪虎谈及此事，说：“正是因为在过草地，才能找到草药，父亲的病才治好了，也可以说是长征救了他呀！”

抗战时期的洪学智。

抗日战争中，洪学智担任过八路军的团长，以后又是新四军3师的副师长兼参谋长；解放战争中，他调到东北野战军，参与指挥了横扫东北全境的战斗；而后入关南下，打平津，战湘赣，解放海南岛；抗美援朝战争中他紧急受命，成为彭德怀元帅的得力助手、中国军队后勤保障的最高指挥官。

在长期残酷的革命战争中，洪学智九死一生，百炼成钢。

晚年的洪学智回忆起自己的革命生涯时，心潮久久不能平静。他说：“从战争中活下来的，都是大难不死，而从四方面军活下来的，更是死里逃生。”他还说，“我十几岁跟着共产党闹革命，从鄂豫皖根据地转战川陕到参加长征，从坚持敌后抗日斗争到东北会师南下的解放战争，后又奉命参与指挥抗美援朝战争，在20多年的战斗岁月里，哪一天不是在同敌人进行殊死的搏斗，哪一天不是面对着生与死的抉择……我们进行了几十年的战争，不正是为了要换来今天的和平吗！”

两度被授予上将军衔，在我军的 历史 上独一无二

洪学智是人民解放军功勋卓著的高级将领，也是一名军政兼优、多谋善断、有胆有识的全才。在朝鲜战场，他率领部队顽强抗击美军的狂轰滥炸，建立起了一条打不垮、炸不烂的“钢铁运输线”，为夺取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。洪学智创造性的后勤指挥艺术，深得中央领导同志的嘉许，毛泽东要求“研究朝鲜战争中后勤工作的状况和经验，以达到我军后勤工作现代化和正规化的目的”。朱德总司令称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，“后勤起一半的作用”。

廖仲恺夫人、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香凝女士是著名的 社会 活动家。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，她一直关注中国人民志愿军保家卫国的壮举，得知洪学智战功卓著，这位辛亥革命时期的老革命家非常兴奋，欣然为洪学智作画《富贵长寿图》，以嘉勉他对抗美援朝战争所作出的巨大贡献。

1955年9月，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次授衔，42岁的洪学智被授予上将军衔，成为共和国开国上将之一。

1955年10月1日，在天安门城楼上。左起：洪学智、萧华、粟裕、陈赓。

1988年9月，中央军委举行隆重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军官授衔仪式。再次被授予将官军衔的共有12人，占原将官人数的0.75%，人们称其为“二度将军”，其中原少将授上将的9人，原中将授上将的2人，原上将授上将的1人，就是洪学智。这在我军的 历史 上独一无二，在国外也没有先例。在第二次授衔时，中央军委已经取消了元帅和大将的设置，上将成为新时期的最高军衔。

被授予最高军衔是许多战将梦寐以求的事情。但是洪学智的子女从未听父亲提起这件事。洪学智以一颗坦荡的心，淡然处之，总是说，与那些战争中牺牲的人比起来，我是幸运的。他认为当官就是要多做事，为人民多做有益的事。

洪学智获此殊荣，固然是实至名归，当之无愧，但也不乏运气的成分。洪虎这样解释：“1955年实行军衔制，我父亲被授予上将军衔。后来，1959年，由于彭德怀问题的牵连，我父亲就脱离开部队了。1965年改革，部队就把军衔制度取消了，没有军衔了。1988年又决定重新恢复军衔。有些人就不在军队岗位上工作了，当然就不再授衔了。当时我父亲因为在军委担任副秘书长工作，还是军人，保留着军籍，就给他又授了一个上将军衔。应该说他赶上了这个时机。这并不是说什么特别的，就是因为他的机遇，赶上了。”

长征成就的美满姻缘，比金婚还要长20年

1936年5月30日，红四方面军翻越了两座大雪山后，在草地上开了个全军运动会，洪学智坐在主席台上。 体育 比赛结束后，又表演文娱节目。张文(原名张熙泽)带着供给部一班的女兵走上台来，唱了一支《打骑兵》歌。歌声铿锵有力，引得台下战士们热烈鼓掌。

看到张文的表演，洪学智怦然心动，以至于几十年后他仍清楚地记得，“唱完后，她们羞得不行，低着头跑回队伍中去”。在军长王宏坤等人的“撮合”下，洪学智和张文喜结良缘。“婚宴”是一顿面疙瘩汤。

结婚刚一个月，洪学智便到“红大”(“抗大”前身)学习，一别三年，杳无音信。

“是在延安，还是上了前线？”张文朝思暮想。

1977年8月，洪学智重回军队工作后与夫人张文合影。

“要是他还在，怎么不来找你呢，别等他了，再找一个吧。”女兵们纷纷为张文出谋献策。但是张文执拗着要等下去。

一年初夏，张文来到“抗大”学习。一天，她正在窑洞里看书，忽然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叫她，推窗一看，见洪学智站在坡下笑。后来她才知道，洪学智是受到“张国焘路线”牵连而“失踪”的。

在漫漫的长征中，在茫茫的草地上，洪学智与张文结为夫妻，并将爱情融入毕生为之奋斗的革命事业。他们是光荣的，他们是幸福的。

从那以后，他们心心相印，相濡以沫，患难与共，携手度过风风雨雨，直到晚年，依然恩爱如初，这让许多军政领导干部羡慕不已。人们常说，结婚50年是金婚。洪学智与张文能够一起革命、奋斗70载，比金婚还要长20年，这是多么大的福分！

历经坎坷，三次被贬又被提升

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，洪学智曾经三次被贬又被提升，真是应了“吉人自有天相”那句老话。

第一次是1937年6月，洪学智参加红军抗日军政大学高级班学习。学习期间讨论张国焘祸党的事情，洪学智不同意一些人的极“左”看法，他说：“张国焘是有功有过，他在鄂豫皖和后来的川康边也还是做了好事的，否则你怎么解释四方面军壮大到八万人的事实？”

这件事被人反映了上去。未几，许世友建议大家拉起部队回大别山，洪学智、王建安、詹才芳等人都是响应者，这就是后来轰动延安的所谓的“张国焘余孽武装集团有阴谋有组织反抗党中央的活动”的由来。

在毛泽东的干预下，洪学智被释放了。然而，他不改看法，说：“评价一个党的高级领导人切忌一刀切。我们共产党人最讲唯物主义，这样一刀切就不是马克思主义了。”

1957年1月，洪学智（左一）与毛泽东、邓小平、彭德怀在解放军后勤学院合影。

第二次是在1959年，因“彭德怀问题”受牵连。庐山会议后，在批判彭德怀的声浪中，洪学智仗义执言，说:“彭总百团大战至多不过是命令请示得晚，打鬼子什么时候都是对的，抗美援朝是毛主席的指示，彭总执行得很好，总不能也说错吧，一个人有功有过，不能一说过就把功给抹杀了。”

仅仅因为说了几句公道话，洪学智就被划为“彭德怀军事俱乐部”的主要成员，从总后部长兼党委书记、中央军委委员一下子贬到吉林，担任省农机厅厅长。面对不公正的处理，洪学智表示：只要有工作干，能为党和人民继续做事情，别无所求。总结这段 历史 ，他写道：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，任何时候都要坚信真理，坚持原则，秉公直言。我党过去与党内政治野心家、异己分子的斗争，虽然没有硝烟炮火，但同样是尖锐激烈甚至是你死我活的。在这种错综复杂的斗争中，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，必须敢于坚持真理，坚持原则，尊重事实，秉公直言。如果见风使舵，陷害同志，编假话，造谎言，那就不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和共产党人，只能是一个投机分子。在历次党内斗争中，有的人为了自己的职位升迁、荣辱得失，没能经受住严峻的考验，说话办事违背党性原则，违背个人良心，教训是极其深刻的。

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后，洪学智又一次受到冲击，被造反派长时间地批斗和关押。1970年12月，他被下放到吉林省通辽金宝屯胜利农场(今内蒙古哲里木盟金宝屯胜利农场)，时年57岁。在这期间，由于有毛泽东、周恩来两次过问、干预，洪学智才于1973年被任命为吉林省重工业厅厅长。

1987年，洪学智再次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副秘书长，与邓小平在一起。

1977年8月，洪学智重新被选为中央军委委员，并被任命为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。1980年1月，洪学智再一次担任总后勤部长，这是他20年后重掌总后帅印。

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，洪学智几上几下，经历坎坷，心底无私天地宽。

洪学智开朗豁达，宽容大度，想得开，看得穿，拿得起，放得下。这种良好的心态，使他能从容面对厄运。当然还应指出的是：每当遇难，总有吉人出手相救，化险为夷，足见洪学智是个有福之人。

洪学智有3男5女，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全部 健康 成长。他曾说，我最大的财富，就是这8个子女。1939年，长女在延安蟠龙出世，洪学智给孩子取名“醒华”。 孩子出生不久，洪学智就率“抗大”向敌后转移，需要在夜间通过敌人的封锁线。就在最危险的时刻，孩子啼哭不止。洪学智怕被敌人发现，当机立断把孩子留下。他没时间物色家庭，跑进路边一所小草房，向里面的一对夫妻匆忙表示，我们是八路军，不能照顾孩子了，“如果我们在战争中牺牲了，你们就把孩子当成亲生女儿吧！”说完，便把孩子交给了他们，连姓名都没顾上问。张文多了个心眼，打听到那地名是“东西房山”，便牢牢记在心上，而且记下与孩子分离的那一刻所有的信息：孩子左手臂上的胎记，还有身上包的红布。

洪学智全家合影。

解放后的1951年，张文开始尝试寻找长女。时隔那么久了，有用的信息又极其有限，找到孩子的机率微乎其微。然而，奇迹发生了，送给人的女儿，12年后找了回来！洪学智另一个女儿也留在老百姓家里，4年后找了回来。

在战争环境下抚养子女很不容易，张文说：“送人的孩子，虽然跟我们离别了很长时间，但因为老百姓对她们非常好，倒是没吃过什么苦头。而在战争中一直跟着我们的孩子，其实更可怜！”

在那个年代，医疗条件很差，又是战争环境，儿童死亡率很高，然而洪学智的8个子女没有一个夭折，都健 健康 康地活了下来。洪学智重视对子女的教育，也很见成效。虽然他在政治上遭受了沉重打击，但孩子们没有消沉，个个争气，刻苦学习，凭借自己的本事，都考取了北京的知名大学，而且事业有成。中国传统观念认为，多子多福；现代观念认为，子女争气是父母最大的福气。洪学智有8个子女，而且个个事业有成，确实是个有福之人。

享年94岁，深得人民的爱戴，口碑极佳

2006年11月20日，洪学智走完了他人生历程，享年94岁。

在吊唁期间，人们以各种方式表达自己的哀思。无数的花圈把院子都摆满了；党和国家领导人与首都近万名干部群众参加遗体告别；将军生前战斗和工作过的地方老领导、老战友、老同志、老房东、老乡亲通过各种方式悼念他；从长春赶来的市民拉起横幅，上写“老将军一路走好，给您磕头了”；一位从山东骑车而来的志愿军后代，跪在洪学智的遗像前连磕3 个响头；在冬日的寒风中，上万人到八宝山为他送行……

洪学智在病重期间曾留下遗言：“去世后，一不开追悼会，二不搞遗体告别，三把骨灰送回安徽金寨老家。”他特别嘱咐：“我这一生没有什么遗产，唯一能被称为遗产的就是我的那3枚勋章(即1955年荣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级八一勋章、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)，把它作为遗产留给我的孙子洪恺吧，让他记住爷爷的过去。”

2008年10月2日，按照洪学智的遗愿，在他的家乡安徽省金寨县举行了庄重而简朴的安放仪式。

中国著名画家、书法家、金石家黄苗子亲手修订《墓志铭》，上面写道：

洪学智，两膺上将，国之勋臣。出生于双河农家，从戎于商南起义，显赫于南征北战，扬威于抗美援朝，彪炳于现代后勤奠基，辉煌于改革开放创新。艰危屡善谋略，曲折愈显忠贞，勇武而见儒雅，刚直而怀柔肠，权重坚守本色，位高心在百姓。魂归故里，情系乡亲，桑梓立碑，永昭后人。

这是对洪学智革命生涯的真实写照。

80年前，洪学智在“八月桂花遍地开”的歌声中，走出大别山，义无反顾地踏上了革命之路。80年后，也是在桂花盛开的日子里，洪学智叶落归根，他的骨灰回到了故土，回到了家乡。

中国的先哲有至理名言：“大德乃得其寿”“仁者多寿”。 洪学智淡泊名利，心胸开阔，把党的利益、人民的利益看得比泰山重，这是共产党人的美德，天下第一大德，也是他长寿的一大秘诀。中国人喜欢把福寿连在一起，常说“多福多寿”，笔者认为，老百姓的口碑比长寿更为重要。洪学智享年94岁，而且深得人民的爱戴，口碑极佳，真乃福将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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